博客网 >

记得我当年差点毁了路遥
作者:分类:默认分类标签:
记得我当年差点毁了路遥 (2007-11-16 10:02:33)

  

    前些时候,写了十几万字的编辑记忆《文坛榜样》,相关《国画》、《落日》、《中国农民调查》等“禁书”,也相关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知道敏感,难有地方成册,也就朋友间传阅。有朋友将有关路遥部分整理出来刊发,就成了下面的文字。本来是旧作,新浪编辑连在悼念专辑上,就成了悼念文章。以悼念文章论,文字显然啰唆,悲戚显然少了。看留言,果然一片板砖。

    网友指责我的编辑水平和文字水平甚至道德水平,全都谢过。谢过之后,文章中的不当,包括错别字,也没有修改。不是执迷不悟,是发出来的文字就如同泼出去的水,立刻就成了历史,所有后果都应当承担。唯一想要补充的是,文章虽然不为悼念写,悼念之心确在。可惜自己文字水平低,没能充分表达出来。

    借此机会,向所有热爱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朋友致敬,并向路遥表达一个煤矿子弟的诚挚悼念。 

 

    是上世纪86年春天的事了。我刚当编辑一年,说好听些,是个编坛新人,其实是个毛头小伙,愣头青。路遥当时,已经发表了中篇小说《人生》,连续两届获全国中篇小说奖。一个回乡知青高加林,家喻户晓。地道的著名作家,又是陕西作协任主席――记忆模糊,有可能是副主席,还有可能是《延河》主编。反正我们俩放一起,不成比例,照说,力挺轮不到我,毁也轮不到我。
   那年春天,我去西安组稿。在《当代》,我分管西北片,看西北五省稿件。不过,只是西北的自然来稿,不包括成名作家。成名作家都按习惯,由老编辑联系。我去西安,是奔着几个见过来稿,没见过真人的青年作者去的。所以,在西安,我先结识的是陈泽顺、孙见喜、赵伯涛他们几位。
  陈泽顺是北京知青,在陕西出版社,后来编辑了《路遥文集》,写过《路遥生平》,很动感情。多年後回北京做了华夏出版社领导,有了一番作为。孙见喜是最熟悉贾平凹的作家,专写贾平凹,成了平凹专业户。赵伯涛的中篇写得真是好,后来在南下大潮中去了海南,从此销声匿迹,很是可惜。如果文坛是江湖,中国作协是一个总坛,各地区作协就是一个分坛。编辑去组稿,通常都应该先去拜访分坛主,以示尊敬,也求支持。如果分坛主本身就是作家,更求赐稿。在陕西,要论分坛主,贾平凹算一个,路遥也算一个。
  那些天,陕西省文联正开什么代表大会,陈泽顺孙见喜赵伯涛他们几位都是代表,就安排我在会上混吃混住。正好,贾平凹也在会上,自然就认识了。
  《当代》有个传统,老编辑总是会告诫新编辑,编辑和作家,是作品的关系。作家之间的恩怨,跟我们无关。所有作家,都是应该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有亲疏,也仅仅因为作品,和恩怨无关。拿陕西来说,陈忠实、贾平凹、路遥,三大巨头,在《当代》眼里,绝对同样尊重。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当代》首发。贾平凹在《当代》上发表过一些中短篇,路遥的成名作就发在《当代》。
  《人生》之前,路遥还有《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发在《当代》上。《当代》留有路遥写给老主编秦兆阳的一封信。信上说,自己这部中篇,已经被多家刊物退稿,寄给秦主编,是想请文学圣堂《当代》坐最后裁决,如果《当代》也退稿,就说明它的确毫无价值,他就将付之一炬。
  《惊心动魄的一幕》,稿子先是刘茵看,再送秦老终审。秦老说,这个作者很有潜力嘛,立即请他来北京修改!路遥这部中篇,就是在《当代》编辑部改成的,吃住都在朝内大街166号的后二楼。改完之后,路遥感叹说,比初写还要费神。在《当代》发表后,获得第一届全国中篇小说奖。
  《惊心动魄的一幕》之后,《当代》还发表了路遥另外一部中篇《在困难的日子里》,是《当代》后任主编何启治责编的。旧事重提,只是想说,路遥和《当代》的渊源其实深过平凹和《当代》,我真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拜访他。
没去拜访,没别的原因,就只是我的个人性格。二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从路遥开始,我从来就没去拜访任何已经著名的作家,从来没有。从来不会为了约稿去拜访著名作家。不是狂,是心理有缺陷。拜访甚至纠缠著名作家,争取他们赐稿,是编辑的基本功课。当时有四大美编之说,就是四个著名的美女编辑,在更加著名的作家面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还有一些不是美女,但坚韧执着超越美女。当时威震天下的天津作家蒋子龙,就曾经遭遇两女编辑抢稿,犹豫不决之时,去了一趟卫生间,桌面上的手稿就被人抢走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传说也成了历史,历史也成了传说。
在我去西安之前,就有文联出版公司一位女编辑等在西安。她先去西安,是奔贾平凹的《浮躁》。不幸失手,没争过作家出版社。回到北京后,听说路遥有新作,再奔西安。我到西安的时候,她已经苦等了一个多月。据孙见喜他们介绍,手不离香烟,一张脸笼罩在烟雾之中。那时候国家还不富强,创业阶段,编辑没现在好当,要抢稿,只能靠人情,甚至靠低三下四,死皮赖脸。想提密码箱,现钞成捆,不可能。传说中的密码箱抢稿,也太夸张了,而且是照江湖电影来夸张。这边指头蘸着白粉舌头上一舔,然后点头。那边咔嚓开箱,满眼钞票。好,买卖成交。严格说,这种场面很少。有这种魄力和权力的编辑不多,即使是在传说中,整个文坛,也就三两位。遭遇过此等场面的作家,我能够落实的,也就阿来。
  话说回来,无论是趁蒋子龙上厕所抢走手稿,还是把现金拍在阿来面前,从工作上说,都是很职业的编辑。竞争激烈,编辑难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算有失个人尊严,那也是好编辑。所以,我说我从来不拜访著名作家,更不会参与抢稿,不是自夸,更不是鄙视同行。恰恰相反,我对他们心怀敬佩。人家能够忍辱负重,我做不到,做人我就没人家坚韧。以工作论工作,我更是不合格的编辑,因为这使得我从业二十多年,都成资深老油子了,还从来没拿到过著名作家的作品。不过,这倒有点《当代》风格。很多《当代》的读者的感觉到,《当代》发年轻的不成名作者稿件多,发著名作家稿件,也不能说不多。关注无名作者,是《当代》的一贯传统。对著名作家关心不够,是我们这一届编辑的缺点。说白了,我们这一届编辑,没有抢稿件的能力,作家一旦著名,有三两个编辑簇拥,我们就知难而退了。
那次如果是主编副主编去了,他们会相互拜访。以我当时的身份,不够名家拜访的资格。当时,陕西省作协有位副主席,外国文学方面修养很高,温文尔雅的。我在西安的食宿,就是他安排的。是他告诉我,路遥新写成了一部长篇,问我有没有兴趣看。我说,当然有兴趣拜读。记不起我当时激动没有,现在想来,应该很激动。我去西安,原本只希望和陈泽顺孙见喜赵伯涛他们聊出一两篇中短篇,突然得到路遥的长篇小说,那不是天上掉馅儿饼?人家女编辑苦等了一个月,都没给看,我刚下火车,就问有没有兴趣。我是应该欣喜若狂。
  稍微有点名气的作家,都忌讳把稿子寄给编辑部,哪怕是寄给主编。通常他们会写信或者电话(那会儿电话不普及,长途电话算奢侈品)告诉编辑部,问有没有兴趣。如果有兴趣,能不能派编辑前来?寄给编辑部,虽然编辑说是赐稿,但寄的过程是投稿,总有点投靠的意思,感觉总有些屈尊。要是编辑上门,那是出版社和刊物来抢稿,至少是讨稿。感觉大不一样。这是在试探掂量。如果编辑不愿意上门,那说明出版社和刊物根本就不重视。既然你不看重我,我也就不需要投稿,自讨没趣了。谁都希望自己的心血交给看重它的人。这不是装孙子,是自我保护。作品完稿的时候,是作家最脆弱的时候。辛辛苦苦,呕心沥血写完,说是心力交瘁,一点不夸张。看着手稿,却不知优劣,不知生死,不知成败。茫然四顾,孑然一身。是作家都一样。越著名越困难,越脆弱。小作者完稿之后,信封一装,送邮局就是。有认识的编辑,写上编辑大名;没认识的编辑,写上主编的大名;最普及的,写上编辑部的大名。在信封右上角写上邮资总付,一分钱邮费不花。你看得上,我高兴。看不上,退稿给我,给我份手写体的退稿信,我就当宝贝珍藏。总之,小作家投稿,没有心理障碍。著名大作家就不一样,他经不起退稿。丢不起这个人,比脸面更重要的,就像当妈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身体极度虚弱。一点风寒,就可能留下终生毛病。所以,我还得重申,这与作家人品无关,与装腔作势无关。每一个职业,每一个人群,都有自己的软肋甚至死穴。作家的职业软肋之一,就在完稿之时。
   《当代》的老编辑像刘茵、章仲鄂、何启治、朱胜昌等,都是著名编辑,他们给我们的教导,都是要体谅作家,维护作家,帮助作家。《当代》这么多年,一没美女编辑,二不趁人上厕所抢走手稿,三不提密码箱拍现钞,能够发表那么多好作品,不是没有道理的。
  路遥要是直接给秦老写封信,《当代》会派一个老编辑,有可能是个副主编,领着我这个小编辑直陕西,直奔路遥家门。陈忠实的《白鹿原》写好之后,就给《当代》去了信。以陈忠实当时的名气,远不如路遥。我记得大家在朝内大街166号掂量,都不敢抱期待,不认为陈忠实一定能够写出一部好的长篇来。但还是决定,派人奔赴西安。是为了拿到好稿,但不是为了赚钱。那时候《当代》发行量五六十万册,不考虑经营问题,内部管理也还是大锅饭,没有奖金差别。那些老编辑不管以什么方式组稿,都为的是编辑的荣誉感,比我们现在真的更崇高。
  那些年,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刊物产生影响,读者还不习惯直接阅读图书,所以作家都寻求刊物发表。还有,作协那位副主席,是个好同志,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时,对路遥有极其充分的保护。他说,路遥新作没给《十月》、《收获》,也没给《当代》的领导,是为了寻找知音。之所以问及我,是认为我会是路遥作品的知音。副主席说,路遥新作,是写底层生活的,很多人不一定理解。但路遥相信我能够理解,因为我也出身底层。尤其重要的是,路遥新作写有煤矿生活,而我,恰好就是矿工子弟。路遥一生都在贫困中生活,陈泽顺的《路遥生平》一文中讲述了一件事,说路遥的穷,不是一般的穷,是穷得来没内裤穿。他到了《延河》编辑部工作以后,有朋友去看他,他起床,不敢直接从被窝里爬起来。因为他光屁股,必须要在被窝里穿上长裤才能起床。我自己十几岁就当民工,抡大锤,打炮眼,拉板车,抬石头,什么苦都吃过。跟路遥也有的一比。都是苦孩子。这么一说,路遥把《平凡的世界》给我看,真是托对人了,你怎么会毁人家呢?
    副主席还有一席话,说路遥还有一些希望。如果《当代》要用,希望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全文一期发表;第二,头条;第三,大号字体。苛刻吗?不苛刻。有的作家还会有“一字不改”。和副主席谈过之后,当天下午,在陕西作协的办公室里,和路遥见了一面,寒暄了几句,拿着路遥的手稿回到招待所,趴在床上,兴致勃勃拜读。读着读着,兴致没了。没错,就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三十多万字。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不奇怪,我感觉就是慢,就是罗嗦,那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一点意外也没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实在很难往下看。
   再经典的名著,我读不下去,就坚决不读。就跟吃东西一样,你说鲍鱼名贵,我吃着难吃,就坚决不吃。读书跟吃饭一样,是为自己享受,不是给别人看的。无独有偶,后来陈忠实的《白鹿原》,我也没读下去。得了茅盾文学奖,我也没再读。
   那些平凡少年的平凡生活和平凡追求,就应该那么质朴,这本来就是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价值所在呀!可惜那是1986年春天,伤痕文学过去了,正流行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正流行现代主义。这么说吧,当时的中国人,饥饿了多少年,眼睛都是绿的。读小说,都是如饥似渴,不仅要读情感,还要读新思想、新观念、新形式、新手法。那时候的文学,肩负着思想启蒙,文化复兴的任务,不满足读者标新立异的渴求,就一无是处。那些所谓意识流的中篇,连标点符号都懒得打,存心不给人喘气的时间。可我们那时候读着就很来劲,那就是那个时代的阅读节奏,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喘口气都觉得浪费时间。这不是开脱,是检讨自己怎么会铸成大错。
   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住到煤矿,每天写作通宵达旦,然后睡觉到下午。路遥有回忆文章的标题就叫做《早晨从中午开始》。写完之后,就像大病了一场。妻离子散没有,呕心沥血的确。所以,我不可能对他说我根本就看不下去。我只能对副主席说,《当代》积稿太多,很难满足路遥的三点要求。
 出差前,我就知道,正发稿和待发的长篇不少。我例举给你听:张炜的《古船》、柯云路的《夜与昼》、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还有李杭育那部后来被封杀的长篇。以当时的眼光看,都比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更值得期待。就算《平凡的世界》被看好,也不可能保证头条和几号大字,更不能保证全文一次刊登。路遥三大要求倒是退稿的好理由,这就不用说你看不下去了,还给路遥留了面子。严格说,不是我给路遥留面子,是路遥给我备好了台阶。很多著名作家提出过份的要求,并不一定非要实现,而是特意给编辑退稿准备台阶。避免编辑难办,大家难堪。要不然,只好说看不上,说不够发表水平,那就太残酷了。很多时候,表面过份,其实厚道。创作《平凡的世界》的作家,就不该是提过份要求的人。
   退稿的时候,如果是无名作家,我们肯定就再见面了,我一定会把我的感受如实地告诉他,希望对他有所帮助。路遥是著名作家,轮不到我帮助,他要不主动听我的感受,我不会找上门去,自作多情。那位副主席希望我千万要保密,对文坛保密,对陕西作家,尤其要保密。那是应该的,稿子被你一个小编辑随手就退了,传出去怎么也不好听。
  我在西安期间,还真有人不时问我一句:看路遥的稿子吧?那神情,有时会感觉古怪。路遥创作这部长篇,费时多年,应当是陕西文坛的一件大事,受大家关注很应该。可我的感觉是问及这事的作家都不看好这部稿子,似乎都不相信路遥在《人生》之后,还能写出更好的东西。要泄密出去,会有人幸灾乐祸吗?不会有这么严重。尽管到哪儿都会有文人相轻,到哪儿也都会有兔死狐悲,同病相怜。当时陕西有贾平凹和路遥两杆旗帜。贾平凹鬼才横溢,无人能学。路遥才气平平,但有生活,能吃苦,肯用功。他和大多数陕西作家有相同的创作路数。他的成功和失败都会对陕西作家有巨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大家也不会盼着他失败。
   陕西地处西北,远离经济文化中心,远离改革开放前沿,不能得风气之先。想要创新,不行;想要装现代,不行;想要给读者思想启蒙,更不行。所以,那些年,陕西文坛面对新知识爆炸,新信息爆炸,新思想爆炸的整个文坛,都感到自卑。八十年代中期,是现代主义横行,现实主义自卑的时代。陕西恰好是现实主义最重要的阵地,也该承担起现实主义的自卑重担。一是在陕西文学最自卑的年代,二是在路遥最自卑脆弱的刚完稿时候,我那一退稿,的确很残忍。
  可惜我一个毛头小伙,愣头青,哪儿有这么心细。我退完稿,出门逛街,看上一辆有铁丝网还有轱辘的婴儿床,向孙见喜他们借了钱,高高兴兴买到手,扛上火车,就去了成都。当时我闺女她妈身怀六甲,我正准备给我闺女当爹。
  回到《当代》,好像还有些得意,因为自己替领导化解了一道难题。那时候主持工作的副主编是朱盛昌,我们叫他老朱。老朱只是轻描淡写说:你应该把稿子带回来,让我们退稿。那样,对作家也好些。老朱是个厚道人,不过,我还是扪心自问:我怎么忘了带回北京,让领导处理呢?这么著名的作家,我怎么就这么擅自处理了呢?退稿之前,我怎么不打长途电话回编辑部请示领导呢?路遥说是给我看,其实是给《当代》看,我怎么就擅自代表《当代》了呢?别的老同志,像刘茵、老何、老章他们,知道这事儿以后,也都提醒我,应该把稿件带回来,让领导退稿。在《当代》,提醒几乎就是最高级别的批评了。我在《当代》错误不少,有些还是政治错误,连提醒都很少遭遇。《当代》的老同志,都习惯言传身教。
《平凡的世界》的倒霉,还没完。听老同志的批评,我还感到点欣慰。老同志们批评的仅仅是退稿程序,没有人说不该退,只是说不该由我退? 86年的文学期刊,包括四大名旦,都已经开始长达二十年的漫长衰退期。《花城》因为地处边远,危机感比《当代》《十月》《收获》都强。他们的编辑的组稿愿望非常强烈,为作家提供的服务也特别周到。打个比方,他们常常把作家请到广州,住当时最豪华的白天鹅宾馆。不是住三天两天,而是三月两月,住里面写小说。《花城》不拥天时,不占地利,只好努力寻求人和。当《花城》编辑,注定了一个命运:比《十月》《收获》《当代》付出多,收获少。无论他们为作家付出多少,作家给他们的稿子,还多是作家本人的二流稿子。有好稿子,作家还是要留在京沪,住白天鹅也不管用。作家不论个人性格如何,品行如何,在作品问题上,通常都是“势利”的,就跟家长总恨不得把孩子的脑袋削尖了去钻名牌学校一样,作家也希望给自己的作品寻求更有影响力更有话语权的刊物。整个中国文学包括期刊,都开始了边缘化进程,而地处边缘地区的文学和期刊理所当然是在边缘化的前站。正在经济中心化的广东也不例外。《花城》同行的努力,其实是在同边缘化的命运抗争。那些“势利”的作家,应该是先于我们感觉到了《花城》的边缘化命运。 
《花城》从《当代》得知路遥有长篇新作,他们的新任(副?)主编谢望新,立刻从北京飞往西安,把《平凡的世界》带回广东,很快就刊登。而且,很快就在北京举办作品研讨会,雷厉风行,而且轰轰烈烈。那时候,《花城》和《当代》的关系很亲近,花城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关系也亲近。《平凡的世界》的研讨会,就在我们社会议室开的。很多《当代》编辑都去了。我没去,但不是没好意思,多半是因为没受到邀请。如果邀请到我们小编辑层次,会议室需要扩大两倍。我记得散会之后,老何率先回到《当代》,见了我,第一句话是说,大家私下的评价不怎么高哇。听了这话,我松了一口气,还不止松一口气,《花城》发表了这一部曲之后,居然就没发表以后部分。后面部分居然就没了音信,几年以后,才在《黄河》上登出。《黄河》好像是山西文联或者作协的,比《花城》还要边缘啊。有传说,在《黄河》上发表也不容易,也费了不少周折。对路遥,对《平凡的世界》,算不算落难?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是90年评,91年3月9号颁发的。那是评价最低的一届茅盾文学奖。刚刚经历1989年的政治风波,有关方面都很小心谨慎,比较起来,《平凡的世界》还是获奖作品中最好的。我知道有一种传说,说路遥得到的奖金远不够到北京的活动支出。注意这个传说背后,其实是路遥的悲凉。要知道,路遥在生时候,所得稿费可以忽略不计,他是生活在贫困之中,根本不可能拿出什么活动经费。就算他真的拖着病体在北京活动过,也不是他的耻辱。要知道,别的作家活动茅盾文学奖,都不用自己掏钱,都由地方政府买单,一次活动经费要花好几十万。即使在谣传中,路遥的所谓活动,也是微不足道,只能衬托出路遥的悲凉。
   实话说,当我听见那些传说的时候,我也是欣慰的。路遥就在那些传说中突然去世了。路遥是死于肝病,陕西的朋友说起路遥,都叹息他的心事重,他的病跟他压抑的性格有关系,跟他的心情有关系,他的心情当然跟《平凡的世界》的遭遇有关系。
  路遥就这一部长篇,如同《白鹿原》耗尽了陈忠实毕生功力一样,《平凡的世界》也耗尽了路遥毕生功力。《平凡的世界》一生坎坷,路遥没法高兴。假如我当初把稿子带回《当代》,假如《当代》分两期刊登,人民文学出版社自然会出书,自然会送选茅盾文学奖,同样会得奖,而且不会有活动的传说。就算要活动,也该是人文社出面。我不知道外界怎么传说的,据我所知,人文社都不活动。这么说很难让人相信,甚至会让作家失望。但我敢保证,我们“周洪”成员――包括洪清波、脚印――参与责编的那些获奖长篇,比如《尘埃落定》,比如《历史的天空》,都没有所谓活动。假如我当初把《平凡的世界》带回北京,真有可能一帆风顺,而且堂堂正正,路遥的创作心境和生活心境都会好得多。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命运是天定的。我老周也是受天意指使。说来很残酷,上天给了《平凡的世界》转机,但这个转机却是路遥的英年早逝。
  在路遥逝世之前,《平凡的世界》88年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然后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广播过,已经很火了。那是耳朵的感受,不能代表眼睛的感受。小说是写给眼睛看的,要看作品在图书市场的反应。因为路遥的去世,才带动《平凡的世界》的销售。当时,我还真有这样的想法:人都死了,还不让书火一把?问题是《平凡的世界》不止火一把,它成了长销书。去年,我们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版权买到手,现在还时不时重印。
我感觉路遥的性格,是不善于和人交往那类,决定了他不会有很多朋友。《平凡的世界》的长销,就不可能是文坛什么人两肋插刀的结果,而只能是它本身的力量决定的。一部作品,颠沛流离,二十年以后还在走好,没有力量能行吗?我承认不承认,事实也摆在哪儿。而且,二十年前,我这个刚进北京不久的外省青年被路遥引为知己,那是路遥的误会。但在今天,无数和我当年一样的外省青年,真成了《平凡的世界》读者,成了路遥的知己。坦白地说,《平凡的世界》已经成了外省和外地青年的经典读本。前不久,出差去外地,在火车上坐了两天,下决心带了《平凡的世界》读,突然发现,跟当年的感觉不一样啊,不难看啊!当年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文学的价值在于启蒙。二十年过去了,文学启蒙的任务也过去了,价值标准也不同了。现在的文学,注重体验;现在的作家,有机会平等地讲故事了;现在的读者,有心情心平气和地感受人物的命运了。作为编辑,退掉了茅盾文学奖,退掉了传世经典,怎么说,也是错误,怎么开脱也没用。当然,我也不后悔,后悔也没用。我个人不可能超越时代,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得犯同样的错误,不可能更改。当然,除了星移斗转,时过境迁,我个人的阅读习惯也顺应了潮流。当年毛头小伙,心浮气燥,如饥似渴。现在老了,知道细嚼慢咽了。
《平凡的世界》最早的版本是1986年文联出版公司的,责编是一个姓李的编辑,是那位在西安苦等了一月的女编辑,她后来写有文章,说拿回到出版社以后,也还遭遇了不小的麻烦。领导也缺乏信心。领导知道《当代》和人文社曾经退稿,就更缺乏信心。当然没有点名,她在文章中只说“一家很有影响的大刊物和大出版社”,真给留情面啊!
   还要补充一点,路遥是92年11月27号凌晨因肝病逝世,终年差16天43岁。这一点补充完毕,《平凡的世界》的故事就差不离了。我想应该做一个总结,我讲自己退稿《平凡的世界》的故事,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为了检讨。严格说,跟我个人得失无关,跟我自己的好恶也无关。有句古诗说:“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我就是那“尔曹”,《平凡的世界》就是那“江河”。我的意思,我只是作为一个见证人,讲述一部经典名著在文坛的命运。我们再重复一次故事的要点:一部经典名著,作家呕心沥血成稿之后,被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没看完,就草率退稿,然后开始在文坛边缘颠沛流离。好不容易获得茅盾文学奖,还被传说是活动的结果。好不容易畅销,又被认为是死亡效应。等到它终于被文学史认可,作家本人早在黄泉路上了。

<< 克鲁格曼:我给奥巴马的一封信 / 郭凯:克鲁格曼独自得奖让人困惑 >>

专题推荐

不平凡的水果世界

不平凡的水果世界

平凡的水果世界,平凡中的不平凡。 今朝看水果是水果 ,看水果还是水果 ,看水果已不是水果。这境界,谁人可比?在不平凡的水果世界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中国春节的那些习俗

中国春节的那些习俗

正月是农历新年的开始,人们往往将它看作是新的一年年运好坏的兆示期。所以,过年的时候“禁忌”特别多。当然,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一样,过年的禁忌也是不一样的。

评论
0/200
表情 验证码:

jingzhongsheng

  • 文章总数0
  • 画报总数0
  • 画报点击数0
  • 文章点击数0
个人排行
        博文分类
        日期归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