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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远:萧条经济学大师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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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认为,在全球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危险的今天,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萧条经济学”的大师克鲁格曼,应该绝非时间的巧合,而是反映了诺贝尔奖委员会对经济萧条的严重关注。

作者:马光远,经济学博士

北京时间10月13日晚7时,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以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等方面所作的贡献。

保罗·克鲁格曼的得奖,可谓爆出了今年诺奖的一大冷门。在此前权威机构预测的热门候选人中,并没有克鲁格曼的身影,更重要的是,目前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模式的极大反思,我们甚至看到一些经济学界大腕在媒体公开声讨金融资本主义的罪恶。在这种情况下,以政府干预为宗旨的凯恩斯主义回归诺奖似乎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这种想当然的“理性预期”成了人们预测经济学奖得主的“路径依赖”。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却将今年的诺奖授予了一个从学术观点来看十足的自由主义学派的信徒。这也再一次延续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最难预测的传统。

事实上,从1969年首次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挪威经济学家拉格纳·弗里希和荷兰经济学家扬·丁伯根就爆冷取代大热门保罗·萨缪尔森而获得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使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爆冷的温床。然而,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克鲁格曼的研究领域和其个人的情况,就知道克鲁格曼的获奖绝非真正的冷门。克鲁格曼是公认的经济学界的才子,被《幸福》杂志称为凯恩斯之后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他以写专栏文章而著称,并提出了“免费的午餐”的概念。早在1991年38岁时就荣获美国经济协会为40岁以下杰出经济学家设立的克拉克奖,而获得克拉克奖一般被认为是通往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必要步骤,2001年诺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克鲁格曼真正声誉鹊起是其1996年在其名著《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准确地预测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1996年正是亚洲模式的鼎盛时期,而克鲁格曼指出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他的这种说法遭到了当时学界的质疑,许多学者对此加以反驳,但正如欧里庇得斯所言“上帝要伤害谁,必先让谁变得伟大。”1997年亚洲危机“如期”爆发,克鲁格曼一夜成名,奠定了其作为“新一代经济大师”的地位。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克鲁格曼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但屡屡落选,而在其逐渐淡出热门人选的今年,其却“爆冷”获奖,看似偶然,其实实至名归。

克鲁格曼因提出重新研究“萧条经济学”而获得世界的声誉。对于目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未必是上世纪30年代事件的重演,但它们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对于大萧条这个发生在世界现代史上一个关键时期的令人痴迷的事件,对其如何进行解读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圣杯”。抛开实用性不说,仅仅是对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的经济崩溃做出解释,就一直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智力挑战,而克鲁格曼就是这个“圣杯”的执掌者。克鲁格曼早在1998年出版的名著《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就对大萧条可能再次发生表示了极大的担心:“在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之后,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方法,去避免大萧条的再次爆发。没有人认识到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是过去碰到的问题。我们曾经深信不疑,我们不会再重演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局面。”然而,从30年代以后,人类历史上仍然上演了100多起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因此,克鲁格曼提出对正统经济学进行反思,重新构筑“萧条经济学”的框架,重新考虑被经济学界所扬弃的凯恩斯经济学,寻找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机制,进而找到预防之道。否则,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去制定对策,无异于缘木求鱼。

克鲁格曼认为,世界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他提出“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正式宣告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而这又完全是凯恩斯主义的药方。这完全说明,克鲁格曼是一个超越了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传统的大师,这和教条的将其归结于某个阵营的做法完全不同,正如他指出的:“通向世界繁荣的唯一重要的结构性障碍,正是那些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过时的教条。”所以他说,我们的世界,“真正短缺的不是资源,不是美德,而是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

因此,我个人认为,在全球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危险的今天,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萧条经济学”的大师克鲁格曼,应该绝非时间的巧合,而是反映了诺贝尔奖委员会对经济萧条的严重关注。经济学作为济世之学,它不仅应该鼓励理论建构的美轮美奂和原创性,更重要的是回归现实,关注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只有这样,坚持终极关怀的学者更有可能成长为一代宗师,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因关注贫困问题而获奖早就说明了这一点。克鲁格曼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更重要的,他是个研究金融危机和萧条经济学的大师,因此,克鲁格曼的获奖,既出乎却又合乎情理。

对于目前的危机,克鲁格曼表示,为了防止金融机构出现问题,美国政府应避免投入大规模救济资金,政府用预算资金购买金融机构后,要适时将其卖出,从这点我们可以判断,他仍然是自由市场的坚决捍卫者。另外,克鲁格曼鼓吹自由贸易,这也许可以预示,造成目前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但国际贸易的失衡也许是一个不被人重视的很重要的原因,解决目前金融危机的一个关键也许在于平衡国际贸易,这是一个很宏大的思路。另外,从克鲁格曼的基本学术观点来看,他可以被界定成一个具有凯恩斯观点的自由主义者,今年的诺奖授予他,也在警告那些完全否定自由市场的人士,人类资源配置的基本模式并未发生逆转,市场仍然是解决资源配置的最好方式。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那些鼓吹政府干预的学派的一个警示,对于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方向,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对于中国经济问题,克鲁格曼曾在几年前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和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这种近乎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难以持久,相比较而言,更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应该来自消费和技术进步。这种说法虽然偏颇,但也不无点处了中国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劳动力优势的弊端。而且,他提出的“刺激需求”的观点和我们目前应对金融危机的国策不谋而合。同时,他的贸易理论也对我们如何应对出口的下降,实现经济的平稳转型,都具有现实的参照意义。(原载《南方都市报》) (本文来源:南方网 作者:马光远) 何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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