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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是怎样评选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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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  吴岳添 

一年一度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结果的公布,都会在世界各地引起轰动。人所共知,现在公布的时间是每年10月份的一个星期四,不过是哪个星期四却无从知晓,只能一到秋天就翘首以待。记者们从四面八方来到瑞典寻找蛛丝马迹,不辞劳苦地追踪着评委们的身影。评奖结果公布之日,他们更是拥挤在学院门口,进行种种猜测,然而听到结果时往往还会大吃一惊。凡此种种,都给诺贝尔文学奖蒙上了谜一般的神秘色彩,人们只能看到是谁获奖这个结果,对于评选的过程及其内幕却一无所知。

 

2007年是法国作家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50周年,瑞典学院为此特地向法国《读书》杂志的记者开放了它的档案。诺贝尔奖评委会的常任秘书、58岁的贺拉斯•恩格达赫尔,是有权选定获奖者名单的四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个全世界的作家都乐于结交的人,也极为坦率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从而为人们了解诺贝尔文学奖的奥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获奖作家的名单必须是推荐出来的。评委会每年都请法兰西学士院等一些学院和协会,以及评委、教授、文化名人、特别是以往的获奖者进行推荐,推荐出来的作家名单约为三百到四百人。在此基础上由四位评委组成的委员会进行首选,在四月份确定第一批共二十人的候选人名单。在推荐过程中有一条必须绝对遵守的规则,是任何作家都不能毛遂自荐。有些小说家自作多情,把自己的全部作品题字后寄给评委,评委们在内部就把这些作家称为“自杀的候选人”,也就是连评选的资格都没有。

 

在5月份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四人委员会确定一份只有五人的“简短名单”,当然在来自各国的候选人当中要选定五个人也非易事。全体评委一共通晓约十二种包括汉语在内的语言,但是还不够,例如没有印第安语和阿拉伯语的专家,为此就要看一些译本。在没有译本的时候,评委会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每年至少聘请两位专家来翻译作品。1996年,他们请了一位斯拉夫人来到瑞典学院,逐字逐句地翻译了波兰女作家维斯拉娃•希姆博尔斯卡的诗歌,正是她获得了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之所以要确定一份五人名单,是因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1938年,赛珍珠第一次被提名就当选了,后来引起了一些争议,所以从此以后只有出现在这份“简短名单”上的作家才有可能当选。这份名单随后被交给其他评委,在10月份投票之前,评委们要在夏天读完候选人的所有作品。恩格达赫尔在担任评委的第一年曾去枫丹白露度假,为此托运了六十公斤行李,全是需要看完的书籍。为了绝对保密,评委会制定了铁面无私的严格纪律。恩格达赫尔曾在情报部门服役,在这方面很有经验。评选一开始,他就告诫同行们不得向配偶透露任何消息,就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谁会当选。每次会议之后,桌上的所有文件全部收集起来送进粉碎机。会议期间他们到附近餐厅吃宵夜的时候,谈到候选人的名字时都使用代号。例如在2005年,评委们谈话时提到的哈里•波特,其实是指当年的获奖者哈罗德•品特。评委之间禁止用电子邮件相互联系,即使评选结果公布之后,也不得透露关于推荐和投票的情况。

 

一到9月份,恩格达赫尔就密切关注对诺贝尔文学奖进行投注打赌的网站,唯恐上面会出现这份名单上的名字。但迄今为止,除了品特曾以三十对一的赌注出现过之外,还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 从9月20日开始,评委们每星期四开会审议,进行言之有据的激烈讨论,直到最后一刻才决定宣布的日期。2007年有一位评委去世,一位健康不佳,所以有十四位评委投票,也就是必须有八票才能当选。当评委们终于意见一致的时候,恩格达赫尔在12点半悄悄地走出大厅,到办公室去与获奖者联系,向他宣布这个好消息。1点钟他开门出来,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宣布当选者的名字。

 

评奖的程序如此严格,应该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了,其实不然,因为存在着许多影响评选的因素。

 

首先是评委本身的原因。评委们当然是力求公正的,但是总会受到时代背景和个人喜好等因素的影响。瑞典是个小国,但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却不少,这恐怕与评委们的爱国之情不无关系。但是瑞典诗人哈里•马丁逊在1974年获奖之后,由于受到太多的批评,于1978年2月11日用一把剪刀切腹自杀。评委们因此在评选同胞时就不无顾虑,要三思而行了,这也许是从此以后再无瑞典作家当选的原因之一。

 

每位评委都是文学方面的专家,对外国文学有着各自的爱好,而且历来与文学大国法国的关系特别密切。例如恩格达赫尔本人翻译过德里达的著作,古奈尔•瓦尔基斯特曾翻译普鲁斯特的作品,耶斯贝尔•斯文布罗曾在巴黎任教,女评委卡塔丽娜•弗罗斯藤森不但翻译过杜拉斯的作品,而且她的丈夫就是法国人。我们不能因此说评委们有倾向法国的传统,但是阿尔贝•加缪在1957年的获奖,却完全是与评委的出力分不开的。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推崇的还是战前的老一代作家,但是赫雅玛尔•吉尔贝格和比尔格•埃克贝格元帅这两位评委,从1949年开始就力挺加缪。他们在八年里专门为加缪写了四个报告,1949年的那份报告长达三十页。评委会一直在期待着他的杰作。1956年加缪的《堕落》发表,被评委们一致看好,因而加缪于1957年10月17日获奖。在颁奖仪式上发表受奖演说之后,加缪亲自把埃克贝格元帅夫人领到餐桌旁就座,这无疑是他向元帅表达的一种谢意。

 

其次是推荐人的身份。评委会特别重视评委、获奖者和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推荐,不过对于瑞典王室的推荐自然更要另眼相看。1951年12月28日,瑞典国王居斯塔夫六世的小弟弟纪尧姆亲王,亲自给评委会写了一封信,建议把诺贝尔奖授予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他在信中表示“莫里亚克作为年轻的天主教作家们的先驱,在法国文学中起着重要的和中心的作用。”纪尧姆亲王的支持举足轻重,福克纳就是在他的支持下于1949年顺利当选的。所以虽然莫里亚克在此前已经失败了三次,在1952年也面临着丘吉尔、加缪和马尔罗等的有力竞争,但还是在1952年11月6日以全票当选了。获奖的决定刚刚宣布,瑞典驻法国大使就立刻驱车去向莫里亚克报喜。而在斯特哥尔摩举行的晚宴上,莫里亚克就坐在王后、也就是亲王嫂嫂的右面。

 

关于推荐人的身份还有一些例子。例如1946年获奖的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从1931年开始就得到1929年获奖者托马斯•曼的推荐,后来也得到了他的作品的瑞典文译者兼评委的帮助。1960年获奖的法国诗人圣琼•佩斯,是法国老资格的外交官,而推荐他的朋友哈马舍尔德既是评委,又是他作品的瑞典文译者,而且当时正担任联合国的秘书长!

 

另外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安德烈•纪德1946年被提名,第二年就获奖了。他获奖如此迅速是因为年龄太大。评委会在这方面有过这教训。法国诗人保尔•瓦莱里经过十次提名,1945年终于要给他颁奖,可惜他在7月份就去世了。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只有一次颁发给已经去世的作家,那就是1931年的瑞典诗人卡尔费尔德。评委会从1918年起就要给他颁奖,但是他以自己是瑞典学院终身秘书和评委为由坚决拒绝,直到1931年退休辞职,学院终于决定颁奖给他的时候,不料他却因病去世,所以评委会才决定追授他诺贝尔奖。这种情况当然是个特例,不宜重演。纪德在1947年已经78岁,而且身体不好,评委会担心他随时可能去世,所以就及时把奖颁发给他。

 

作家个人的运气也是一个因素。1953年温斯顿•丘吉尔的获奖确实备受争议,实际上他主要是以演说家的资格获奖的。瑞典学院的常任秘书在保密的会议上说过:“鉴于今年没有一个候选人显然能够获奖,而学院又不希望把名额保留到明年,因此倾向于再一次认真地讨论丘吉尔的候选人资格。” 在评委投票的前几天,瑞典方面先通过外交途径,秘密了解他是否愿意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丘吉尔阁下的答复是“非常荣幸”。所以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丘吉尔是唯一事先被征求意见的候选人。

 

1954年获奖的海明威也是如此。评委会内部对他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1947年的一份报告甚至认为“他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也没有写出多么值得钦佩的小说”。1953年《老人与海》的出版彻底改变了这一看法,使海明威在1954年10月28日的讨论中,不到半个小时就顺利当选。由于飞机失事而受伤的海明威无法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瑞典驻哈瓦那大使还曾极力建议他在家人陪同下乘货轮前往。

 

从诺贝尔文学奖设立开始,就在候选人的选择上犯过许多错误。1901年是颁奖的第一年,左拉在文学上的成就举世公认,而且他在19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又挺身而出主持正义,本来诺贝尔奖非他莫属,然而对于自然主义的成见却使评委们做出了无法弥补的错误判断:“往往粗俗得厚颜无耻的描写,以及缺乏灵性的自然主义,令人难以把应该授予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家的文学奖推荐给他。”

 

由于同样的原因,190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意大利的历史学家蒙森,而大名鼎鼎的托尔斯泰竟以“可怕的自然主义描写”、“对文化的敌视”和“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等理由被拒之门外。弗洛伊德在1936年虽然受到1915年获奖的罗曼•罗兰的推荐,但是他的学说受到瑞典学院的非议,评委们斥责他“具有扭曲的想象力”,“把语言贬低为生殖器的男性和女性”,更为严重的是认为他腐蚀了一部分世界文学。

 

评奖道路最为曲折的是法国的马尔罗。他有过英勇抗敌的辉煌经历,是一位传奇性的大作家。他有三次机会几乎获奖,可惜都擦肩而过,每次都在最后一分钟被别人取代。1947年他被首次提名时只有四十六岁,由于太年轻而被认为可以再等几年,于是让给了已经老迈的纪德。以后他几乎每年都被提名。1957年,他发表了《想象博物馆》和《诸神的变异》,加缪在获奖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应该获奖的是马尔罗!”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加缪获奖后在国内备受抨击,马尔罗几乎是惟一向他表示祝贺的作家。最后一次是在1967年,马尔罗发表了《反回忆录》,但是因为丘吉尔在1953年获奖后引起非议,评委们发誓不再颁奖给政府成员,即使是文化官员也不行。马尔罗当时担任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因此受到排斥。等到他在1969年离开政府的时候,贝克特和索尔仁尼琴等新一代作家的声望已经如日中天,马尔罗也就永远失去了获奖的希望。

 

法国《读书》杂志第359期(2007年10月)刊登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档案材料和恩格达赫尔的访谈录。无独有偶,这一期上也刊登了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奖历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关于龚古尔文学奖的内容,全是出版社和评委为了获奖而不择手段地拉票。主要的做法是出版商向评委朋友推荐参评的小说;隶属于各个出版社的评委为了各自的利益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出版商之间通过经销获奖作品或印刷该作品的袖珍本而分享利润;通过与评委本人或评委妻子签订出版合同、为评委子女谋职等方式进行变相贿赂等。令人欣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评委们的偏见主要是由时代造成的。

 

随着世界文学的发展和演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逐渐从欧洲扩大到世界各地,特别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不过法国虽然从1985年的克洛德•西蒙之后就无人获奖,但是不应该因此而失去希望。正如恩格达赫尔所说的那样,法国在新小说派和结构主义等实验性的运动之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更为经典的时期,目前法国文坛正是如此,而诺贝尔文学奖是不会排斥优秀的作品的。他还指出今天不能把文学局限于小说或诗歌了,因为沿着1950年获奖的罗素、1953年获奖的丘吉尔等开辟的道路,已经存在着一种非常重要的 “证据文学”,这种文学有着从游记到随笔的丰富形式。综上所述,我们对新世纪的文学前景应该抱着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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